我荐｜亨利·詹姆斯：谦逊的天才（高健译）
当伊凡·屠格涅夫的遗体自巴黎启运归国安葬之前，北站曾举行过简短追悼仪式。勒南、阿博等名流肃立于载运灵枢的列车之旁，曾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向这位多年深受人们尊重爱戴的外国贵宾沉痛告别。论到悼词，勒南精彩，阿博精辟，然而他们都对这位最感人的作家，最可爱的人物作了精妙刻画，指出其天才所在及其作品的道德意义。“屠格涅夫的身上，”勒南讲道，“仿佛具有着上天所降予人类的那种行事异禀，而这点也确实尊贵之极，这即是他遇事大多不动个人感情。”这话讲得非常精彩，因而我不免要再多引几句。“他的一颗心灵绝不单纯属于一个得天独厚的具体个人：这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一个民族的共同精魂。他在降世之前便已生存过千万年代；无穷世代的憧憬梦想曾经聚集蕴藏在他的心灵深处。他比任何人都更称得起他那民族的精神化身：无数代的先人逝去了，消失在不知多少世纪的酣睡之中，一直悄无声息，但在他的身上，他们再次获得新生，获得表现。”
我所以要征引这些话是因为我爱它们；不过我虽然对勒南先生的“不动个人感情”一词的含义能够理解，我却想将我在与他生前会晤中所获印象著一短文，略抒對他的愉快記憶。他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动个人感情，这是因为我们操持英法德语的人几乎只是凭藉他的作品去理解（即使这样，我担心也往往会仍嫌不足和难免失误）俄罗斯人。他的天才对于我们乃是斯拉夫式的天才；他的声音乃是我们不过模糊认识的芸芸众生的声音，这许多人在我们心目中正在那阴鬱辽阔的北方，在人类文明的竞技场上翘盼着自己佳运的到来。他的作品当中确有不少地方容易使人形成这种看法，另外他也确曾以其惊人的笔墨对其同胞的性格作过生动阐释。生活环境虽已使他习惯于超乎一己的国界，但那来源仍牢牢地植根于他的故土之中。对于俄罗斯与俄罗斯人的普遍缺乏了解一事——而这点不仅欧洲各地皆然，就是他逝世前十年旅居的这个国土（指法国）也无不如此——一经為他得知，确曾在他身上产生如下效果，即在相当程度上使他回归到他的深厚的故国感情：他的早年生涯，他的辽阔疆土，他对祖国语言的喜悦与自豪，等等，这些他的许多国人是不能与他同具的。在他故世前几年所著成的那部异常精彩的短篇集中（按：此书业已以《塞尼里亚》为名译成德文出版），我曾在其最后一篇中读到如下一段——而这点最足以说明他的这种情绪：“在我对故国的命运充满着困惑，充满着苦思焦虑的日子里，唯有你才是我的依靠，我的支柱，伟大、强有力的俄罗斯语啊，那么真切，那么鲜活！如若不是有你，谁又有对故土所出现的不幸局面而不更加感到痛心疾首？不过一个伟大的民族而享有这样的语言也自是情理中事。”
这种对于故国的眷眷情怀可说流溢在他作品的全部篇章之中，不过我们似乎只能于其字里行间隐约求之。然而这点丝毫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绝非简单的导管或喉舌；他的灵感，他的音籁全是他自己的。换句话说，毫无疑问他乃是一个具有着个性的人，而那些有幸能够结识他的人们今天肯定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位显赫的重要人物。对于此文的著者来说，这种获交之乐实在也不亚于披读那些他曾经注入了如此丰富的生命与感情的绝妙故事：其实那前一种乐趣说不定更加巨大，原因是，屠格涅夫不仅仅以上天授予了他的那支生花彩笔来进行自我抒发。他实在是最有味和最健谈的。他的容貌、风采、性情以及他那天赋的语言才能，在他友人心目中所造成的印象非但不会被其文名所掩蔽，反而会变得更加丰满。整个印象沾有一种哀愁的色调：这多少因为他性情中的忧郁成分相当深沉而且经常——这点读过他小说的人是不会没有察觉的；另外也还因为他晚年的不幸特别酷烈。去世之前相当一段期间，他一直疾病缠绵，疼痛难耐。他临终时的痛苦也不是一个缓慢过程，而是非常剧烈。但是说到欢愉，说到对人生的享受能力方面，他也正像一些杰出的人们那样禀赋丰厚，堪称罕见的的世间完人。本文作者曾是首先深深仰慕其文，然后方才有幸结识其人，而一朝这个机遇到来，确曾使人获益匪浅。自此时起，作者其人其文一并在笔者的心目之中占据了一个绝高位置。在我认识他前不久，我即曾将阅读他小说后的一些杂感刊出问世，因而我认为此处再进行若干补充或者并无不妥之处，且可使这种回忆显得更为生动。更何况，想从个人角度谈谈他的为人，在我已成为一种难以抑制的强烈渴求。
正是因了上文所提起的那篇文字，我遂找到理由前去见他，其时他正寓居巴黎，亦即一八七五年事。我永远也忘不了这初次会面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我觉得他着实迷人可爱；尤其令人难信的是他竟作到——而这事又有谁能作到！——交久之后而这种好感始终不衰。在我来说，是关系弥笃而这种信念弥坚；在他方面，则总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实实在在，绝无我印象中一般才士身上的那种不够稳重地方。他总是那么淳朴，那么自然，那么谦逊，既无半点矜持做作之处，也无丝毫人们所谓的那种优越之感，因而使人不禁迷惘起来，眼前此人是否便是一位天才？一切美好圆熟的事物在他都近在身边，俯仰可取；而他对万事也都无所排斥，极感兴趣，另外绝无那种事事喜欢提起自己的毛病，这点不少名气较大甚至仅有微名的人都往往难免。他浑身上下见不到一丝虚荣；全然见不到那种仿佛重任在身须待执行或者一世英名须待保全的骄矜之态。他的幽默来得极其顺畅，不仅能够对人，抑且能够对己；甚至不借以其自身作为揶揄对象，而语气欢欣之中又是那般甘美，因而即使他身上的某些怪癖，在他友人的眼中也都样样显得神圣。记得一次他曾将盖斯塔夫·福楼拜（对于此人他雅有情愫）用在他头上的一个形容性短语讲给我听——这个短语原意是要描写那充溢于他整个性格，乃至他笔下不少人物性格的某种特质，即是一种溢乎其外的温柔，一种随处可见的犹豫。
他讲这话时的声音笑貌至今依然历历在目。福楼拜的这个用语虽无恶意，也略含讽刺，但他却能欣赏它，甚至不在福楼拜之下，而且痛快承认这话不无几分道理。另一特点是，他的言行高度自然；在这方面据我看可说是罕有其匹，至少在具有着像他那样博大精深文化的人们当中确实很不经见。正如一切树立伟大典范的人物那样，他当然决非是凭藉有限的材料所简单构成；然而他的特异之处却在于，一副淳朴之极的性情与那洞烛一切的眼力竟在一个人的身上同时并在，融而为一。在我那篇意在抒发我对其著作的仰慕之忱的短论之中，我在某种影响下曾经说过他的性格属于贵族一类的话：后来了解稍多，方才看出这话讲得一无是处。这类定义是完全概括不了他的。但另方面，说他是民主一派也同样是皮相之见，尽管他在政治理想上是民主主义。生活的各个对立方面在他都能感受理解；他是既富于想象，又长于思考，决非简单平庸的头脑可比。他的胸怀之中向来便很少搀杂成见，因而厌恶这点的人（看来这样的人还为数不少）自然会对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的离去追怀不已。我们的种种伦理与传统标准，盎格鲁—撒克逊的也好，新教徒的也好，都与他邈远不甚相于，对人对事他自有其独到看法，天真烂漫，无所拘牵，闻之每每令人为之神爽。他对美的感觉，他对真理和正义的爱，乃是他天性赖以构成的基石；另外与他交谈所以感到非常迷人也主要因为他的一切总是那么清新，这时任何虚假武断的话只会显得异样可笑。
原载《外国散文鉴赏辞典(1)(古近代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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